滋兰育惠树千岭 砥砺传薪三十年

——热烈庆祝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建社三十周年

宝剑锋从磨砺出 秉烛耕耘焕新采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85年5月，由中国政法大学主办，教育部主管（2001年以前由司法部主管），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中唯一一所法律专业出版机构。建社伊始，正值中国政法大学复办初期，学校条件非常艰苦，连校部机关也都挤在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办公。但为了支持高校出版事业，学校硬是挤出一间十几平米的办公室，分给出版社筹备组，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属不易。当时，筹备组仅有三五个人，只有一人从事过出版工作，筹备工作举步维艰。
    面对重重困难，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在最高人民法院业余大学等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我们不畏险阻、夙夜悱恻，潜心雕琢下出版了《逻辑学教程》，这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处女作，前后发行了几十万册，为出版社的发展开了好头，缓解了出版社经费不足等困难局面。为了尽快提升我社的实力，我们虚心向兄弟出版社学习取经，逐渐由外行变为内行，出版社的业务实力突飞猛进、发展日新月异。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法规单行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条例》法规单行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讲话》等书在全国图书市场都有着令人惊喜的销售成绩，法规单行本甚至发行了数百万册，取得了良好的口碑。从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作为法律出版界的后起之秀，以崭新的面貌活跃在出版业的舞台上。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段时期内，单纯追求图书利润是全国出版业较普遍的现象。在这个大环境的影响下，我们也曾因放松管理，出版了个别格调不高的读物，受到主管机关的批评。出版社领导班子及时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党和国家有关出版工作的方针政策，深刻领会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司法部、教育部等主管部门有关文件精神，制定了一套适合我社发展的整改方案，有力地促进了出版社各方面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社领导班子进一步明确了出版社的发展方针：依托中国政法大学，面向广大政法院校，把高校法学教材作为我社的主打产品，全心全意为中国法学教育服务；面向中外法学专家，努力推出学术精品，为中国法学研究服务。

    2009年11月26日，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命名大会在新闻出版总署召开。总署向100家在首次全国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等级评估中获得一级称号的出版社代表授牌，并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社荣获“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荣誉称号。

    2014年，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海外治学研究中心、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组织认证：我社荣获2013年度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出版100强。
    我社能在长期艰苦的环境中激流勇进、获得认可并有所成就，源于我们多年来锲而不舍的努力与锐意创新的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摸索大学出版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的新路，这些年来，我们做出了如下努力：
    （一）队伍建设。过去，我国高校出版社的性质一直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各大学出版社均属所在大学事业编制。事业编制受国家指标的严格限制，人员数量难以增加。业务量逐年增长与事业编制严重短缺的矛盾日趋激烈。过去我们受旧观念的影响，即使社里有少数临时工，也只是在做辅助性工作，重要岗位都未安排。业务人员的严重不足影响了出版社的发展。在改革精神的鼓舞下，我们解放思想，大胆地改革了劳动用工制度，从社会上选聘了德才兼备、品学兼优的人员，以合同制的形式充实到出版社的各个岗位。并对社内科室重新进行了调整和完善：首先根据出书品种的不同细分为六个编辑部，让其各尽其能、职能清晰，以专业性特色为前提丰富图书品种、多出精品书；其次设立了人力资源部，为出版社招聘及储备高素质人才，以及制定薪酬、福利、考核、奖惩制度等为出版社的快速成长和高效运作提供保障；第三，把原来的发行部充实整合为市场营销部，强化我社的发行服务，定期在全国高等法学院校进行教材推广并与院校教师及学者保持联系与沟通持续打造适合不同层次的法学精品教材，迎合新时代下新型营销模式加强线上线下专业网络营销及微信商城等电子营销新模式，定期在全国配合经销商开展现场馆配会，增强我社图书在全国高校及地方图书馆的上架率，从而更好的服务于法律从业人员；第四，筹建了信息中心，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升级新模式，探索融合创新，除了要做好电子书，还要努力搭建适合本社图书的平台，为读者提供不同形式的阅读方式、做好增值服务，以满足不同读者群体的需求。通过“传、帮、带”的方法，经过实践锻炼，大部分人员已成为出版社的中坚骨干力量。这些青年同志知识结构新、工作热情高，一改传统事业单位人浮于事、出工不出力、效率低下的恶习，成为出版社发展的新生力量也是出版社创造辉煌的希望。我们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这些同志办理了各种保险，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每年再根据工作业绩，给予相应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大幅提升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使大家更加专心努力工作，为出版社创造辉煌打下了良好的人力与机制基础。
    （二）人事制度改革。2001年，学校新领导班子上任，带来了改革的春风，我们借这个有利时机，实行全员聘任制，从社长到一般工作人员，都竞聘上岗。为了保证公平竞争，我们邀请北京几家大学出版社社长，以及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主管部门的专家和学校人事处主管领导组成了出版社聘任委员会，由其决定岗位人选。经过公平竞争，绝大多数人都竞聘到了合适的岗位，人尽其才，合理调配，达到了较佳配置，为出版社工作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三）严格实行按劳分配的奖惩制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就开始进行改革，但在旧观念的影响下，改革的力度不够，本质上还是一种“大锅饭”的做法，不同劳动之间的差距没有真正拉开，员工的积极性并没有被真正调动起来。从2001年开始，借学校全面改革的东风，我们加大了改革的力度，制定了一套适合我社实情的奖惩制度。我们把出版社的所有岗位，根据岗位性质、劳动强度、贡献大小的不同，划分为十几个级别，实行岗位目标管理。如将编辑系列分为主任编辑、策划编辑、项目编辑、文字编辑等不同的编辑岗位，每个岗位的指标不同，待遇也不同。由于施行了各项改革使大家明确了职责，加强了纪律，提高了积极性，工作中少了互相推诿和吵架闲聊，大家都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紧张有序地工作，从而使出版社呈现出一派井然有序、蒸蒸日上的景象局面。
    （四）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2008年12月，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文《关于开展第二批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教社科[2008]17号），将中国政法大学列入第二批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高校名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114号）和《教育部社科司关于印发〈首批高校出版社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函》（教社科司函[2008]63号）等文件的要求，中国政法大学成立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开展相关转制工作。2008年11月27日，经第三次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事业转企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公司章程（草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概况及发展规划》三份文件，报请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审批。同年12月4日，我社召开了出版社转制工作职工代表大会，社领导宣读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事业转企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与会人员一致通过该实施方案。12月9日，中国政法大学第16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改制后原事业编制职工安置方案》，方案根据《教育部直属高校出版社转制工作流程及要求》的有关规定及学校的实际情况，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由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在人事管理方面执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政策。分流、安置事业编制员工30人。
    改革给出版社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出版社的综合实力与日俱增，出版社员工的各项福利待遇也在同步增长。我社之所以能够在汹涌浪潮中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地发展起来，并获得各界的一致认可，取得可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重要原因是改革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是改革使我们敢于面向市场，是改革促进了我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是改革带动了出版社的全面发展，是改革使出版社焕发了新的生机、开拓新的风采！

教材千树竞绽放 著作万花斗奇妍

    教材建设是高等院校法学教育的重要环节，为了做好教学服务工作，我们在学校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院及相关学院的积极配合下，三十年来出版了不少颇具影响力的教材。如《高等院校法学教材》、《中国政法大学精品教材》、《高等教育法学应用教材》、《案例研习系列教材》等。我社教材体系完整、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质量上乘，集中反映了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学、科研水平，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与好评。

    三十年来，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教育部、司法部相关业务司局的关心和支持下，在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兄弟院校的帮助下，我社出版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高等政法院校法学主干课程教材》、《高等政法院校法学规划教材》、《21世纪普通高等教育法学精品教材》、《全国司法职业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系列教材》、《成人高等法律教育通用系列教材》等系列教材。这些教材集中了全国众多政法院校的知名专家学者，全面反映了我国法学教育的最高水平，权威性极高，被国内多家政法院校广泛采用，经久不衰。
    不仅如此，我社教材更是多次获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2009年，我社有1种教材获得司法部2009年第三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一等奖；3种教材获得司法部2009年第三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二等奖；6种教材获得司法部2009年第三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三等奖；5种教材获得司法部2009年第三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优秀作品奖。
    对于学术著作出版难这个我国出版业一直存在的问题，我社通过以书养书等方法，坚守价值取向，始终把学术著作出版放在重要位置，排除万难打造学术精品、勇创学术品牌。实践中，我们采取了下列原则：
    （一）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原则。我们一直遵循出版学术著作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只要决定采用的选题，一律由出版社发行，无论盈亏都不让作者包销图书，不把销售难题转嫁给作者。不仅如此，对优秀的学术著作，还提供优惠的条件和待遇，以吸引更多的优秀书稿源源不断地在我社出版。由于坚持算社会效益大账，不断出版优秀学术著作，使我社的知名度得到了提升，品牌效应凸显。
    （二）坚持学术特色原则。出版学术著作坚持以我为主的方针，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努力为学科建设服务，不随波逐流、追炒热点问题，争创出版社自己的学术特点。同时，将学术著作的出版与中、长期出版计划有机地结合起来，尽量采取系列丛书的形式，促进某一学科研究的深入开展，以便构建深厚的理论体系，形成社会影响。如《中青年法学文库》、《罗马法研究翻译书系》、《外国法典译丛》等丛书，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编辑出版，按规划每年都增加新的品种，现已渐具规模，尤其是《中青年法学文库》已出版七十余种，并多次获得中国图书奖，已成为我社重要的学术品牌。
    （三）坚持填空补缺原则。为给学术界提供更多的研究史料，我们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中国近代法学译丛》等丛书。这些都是我国早期的学术著作，属于学术抢救工程，虽然没有经济效益，但有利于修复学术链条、理清学术脉络，具有很高的出版价值。丛书问世后，受到学界的一致好评，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四）坚持与一流学者合作与培育新人相结合原则。一家出版社所出学术图书水准的高低，最基本的前提是是否有一支一流的作者队伍。我社多年来之所以在法学界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原因就在于此。对于那些引领学界风骚的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与学术新星，我们会千方百计将其作品拿到我社出版，尤其是对于那些崭露头角的学术新星，我们更是从各个方面给予支持与帮助，利用我们的出版平台与在学界的口碑最大限度地传播他们的学术思想，扩大他们在学界的影响力。建社三十年来，可以说法学界一流的专家、学者十之八九都在我社出版图书，对于那些已功成名就的大家，他们的代表作甚至处女作也大多在我社出版。如《中青年法学文库》就极具代表性，其中的作者如张文显、何勤华、梁慧星、陈兴良、吴汉东、王利明、贾宇、龙宗智、徐国栋、张乃根、张保生、王卫国、张千帆、方世荣、张明楷、曲新久、关保英、公丕祥、左卫民、刘星、徐忠明、黄风、周光权、侯欣一、胡旭晟、范忠信、李曙光、王洪等近百人，这些作者如今不但成为学界翘楚，更是引领着新中国法治建设的航标，他们的思想不但滋润着后来者，更是见证着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历程。作为出版社、出版人能与他们相伴而行，共同成长，这其中既有我社出版人的远见与魄力，更有时代赋予我们的特殊使命。

    （五）坚持与专家学者合作出版原则。学术书的专业性强的特点决定了编辑很难有精准的把握。为了保证出版品质，提升学术水平，我们邀请志同道合的学界专家帮我们策划选题，并经常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知名学者，对重点书稿实行匿名评审，参与选题确定、作（译）者选择、装帧设计等工作流程，听取他们从学科专业角度上所提的建议。这既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界力量、及时捕捉学术研究的焦点问题、前沿问题，又能增强我社的编辑实力、有益于选题开发工作。如《当代法学名著译丛》（季卫东等主编）、《司法文丛》（贺卫方主编）、《波斯纳文丛》（苏力主编）、《法律文化研究文丛》（梁治平主编）、《阿克曼文集》（田雷主编）、《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张培田主编）等系列丛书，都是采取这种方式运作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六）坚持对外合作、与时俱进原则。21世纪，我国的法学教育发展迅猛，不少人具备了阅读原文的能力，希望阅读原版经典著作。为了满足这些读者的需求，我们引进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影印本的版权，出版了《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剑桥哲学和法律研究丛书》。这两套丛书的出版，不仅受到法学界的好评，也得到了相关专业领域、以及出版界的高度赞扬，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我社也加大了对外合作的步伐，拓宽了国际联系，为今后能在更宽广的平台上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过三十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已在法学界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形象，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品牌书。20世纪90年代末，为实施“中美元首法制计划项目”，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决定出版一套《美国法律文库》丛书。此套丛书计划出版百余种，是迄今为止国内法律出版界最大的一个翻译项目。而我社凭借雄厚的综合实力和专业的出版态度，从参与竞争的众多大型出版社中脱颖而出，取得了这个项目的出版权。这些著作的出版，对我国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法律实务、立法实践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深远的意义。

    建社以来，我社出版的图书先后获得“第六、七、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国图书奖”、“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国家教委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法学优秀教材奖”、“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优秀教材奖”、“司法部优秀教材奖”、“司法部金剑文化工程图书奖”、“司法部优秀成果奖”、“新闻出版总署泛达杯全国优秀法律图书奖”、“中国书刊发行行业行会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中国出版协会优秀畅销书奖”等各种国家主管机关、行业协会颁发的各类奖项共一百多种。如2009年，我社有3种著作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2013年，《我们人民：奠基》、《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两种图书荣登《法治周末》2013十大法治图书榜。《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现状调查与改革研究》、《沈家本全集》（全八卷）荣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奖。2014年，由《法治周末》报社、凤凰网主办的“1978～2014影响中国法治图书”评选活动中，有《走向权利的时代》、《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等5部先后在我社出版的著作入选。
    三十年来，出版社全体员工在学校的领导下，始终坚持正确的办社方向，成绩突出，被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教材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先进高校出版社”，被新闻出版总署多次评为“全国良好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已经成为我国法律出版界不可或缺的出版力量，充分地彰显了中国法学的学术实力，为学校赢得了荣誉。

修德怀仁共奋进 逆流相拥创辉煌

    “团结就是力量。”在出版社发展的三十年中，在市场大潮的拼搏中，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团结”的千斤分量。事业的成功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而团队的合力首先需要领导班子的团结。根据《高等学校出版社管理办法》的规定，我们始终坚持社务会集体讨论决策的原则，凡是有关出版社发展的大事都由社务会集体研究。同志们开诚布公，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我们的各项决策就是在这样高度透明的背景下产生的。社务会班子内部追求互相帮助、互相补台的工作氛围，求大同、存小异，心平气和地解决各种矛盾。一个团结默契的领导班子，自然会倡导良好的社风，由此各部门在需要通力合作的时候才能打破分工、齐心合作，艰苦劳累亦毫无怨言。我社出版的一些图书上有一个特殊的编辑，署名为“齐心”，它是各科室齐心合作的产物，是团队精诚团结的象征——既分工又合作，分工不分家。

   

    企业文化建设是现代企业精神的一种展现，它充分体现了企业的奋斗、企业的品质、企业的风格、企业的凝聚力，它是推动企业全面发展的重要动力。出版社领导班子非常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用心打造企业文化，着力经营特色团队，聚团队之力，凝练法大出版社独有的经营服务理念，并为此提出了“在出版界树立法大出版人的良好形象，培养员工崇尚学术的思想意识，磨砺不畏竞争的企业人意志，锻铸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的口号。作为一个文化企业，我们秉持“服务至上”的理念，为作者服务，为读者服务，为法大服务，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服务！让“团结、协作、创新、发展”成为出版社全体员工共同的精神追求！
    回顾建社三十年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每一步都饱含着各级领导的殷切关怀，在中宣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教育部、司法部的领导和关注下，我们一直保持正确的办社方向；在中国政法大学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众多学者的支持下，在广大读者的厚爱下，我社员工不断努力奋进，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展望未来，我们任重道远；俯首现在，我们稳步前行。乘着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东风，法大社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依托校内外优势资源，我们必将守护已有的特色优势，创新办社机制，积极开拓市场，汇聚学术精英，推出学术精品，不断彰显中国法学的学术实力。为中国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服务、为中国的法律实践服务、为中国的广大读者服务、为中国的文化事业服务，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宗旨、工作目标，也是我们的工作责任与工作担当！为此，我们出版社全体同仁将全心全意、不遗余力地开拓进取，根植教育，弘扬学术，在追求高品质作品、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桃林中，画一弯绵长、涓细的河流；在万千读者与作者的沟通交流中，架一座宽宏、诚挚的桥梁；在繁荣法治文化、服务法治社会的大厦中，树一根坚实、顽强的支柱！